国防部保密局成立后，它所控制的公开特务机关，既不如过去军统时期那么多创赢盘，在控制程度上，也远不如过去那么紧。
当时，最大的全国性公开的特务机关是警察总署，由于它为唐纵所领导，表面上，虽然接受保密局的控制运用，实际上是自有一套。
比如，唐纵提出，要使警察人员正规化，凡不是警官学校出身的人不能当警官。这等于公开声明，对当时军统所裁编下来的人员拒绝接受。
虽然警察总署人事室一些主管人事的人员大都是保密局人事处推荐去的，如刘本钦、汪摄吉等，都是军统时期人事处的老人，但是，他们不能和过去一样受双重领导，而是一切全由唐纵作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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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时期警察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因此，在各省保安处与警务处合并改编为警保处时，不少警保处长不是安排军统分子，而是给了转业的高级军官。以后，唐纵兼任国防部保安事务局长时，他也只挑了赵世瑞等几个军统的人到这个局。
至于那些大城市警察局长的更换，都得由蒋介石亲自决定，郑介民、毛人凤既不便越过唐纵而直接找蒋介石，唐纵也不肯为保密局力争。
本来，戴笠早在抗战期间，便对一些大城市的警察局长人选预作了安排，胜利后，却都由蒋介石另行派定，如上海给了宣铁吾，北平给了陈卓，戴仅把天津警察局长抢给了李汉元。
李汉元是替外国人当奴才、在天津租界干了十多年警察工作的“天津通”。南京的首都警察厅长这一职位，戴笠多年来一直是在培植着任建鹏。
南京撤退时，任建鹏任首都警察厅保警总队长，他带着一批武装保安警察向重庆逃跑时，便把首都警察厅的印信带在身边。
他到重庆后，改任内政部警察总队长时，一直眼巴巴地望了八年，好容易等到日本投降，满以为可以出任首都警察厅厅长，结果，蒋介石没有答应戴笠的要求，而把这一职务给了宪兵司令部参谋长韩文焕。
而任建鹏带在身边八年的首都警察厅印信，一次未用，便交了出去，戴笠为这事难过极了，勉勉强强地为任争到了个汉口市警察局长的职务。
这几个大城市警察局局长的职务，直到1948年以后，才慢慢地落到军统特务手中，北平归了杨清植，上海解放前给了毛森。可是，南京警察厅却始终没有轮到军统。
保密局所控制的第二个公开机关，是交通部的全国交通警察总局，这个局先后由吉章简、周伟龙、马志超任总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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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时期交通警察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创赢盘
局里的成员，大都是从原军委会水陆交通统一检查处、军委会别动军司令部及忠义救国军等单位凑合来的，基本上，还能接受保密局的领导。
当时，几条主要铁路干线的警务处长，比如京沪、沪杭甬的王兆愧，平汉路的朱若愚，北宁路的吴安之，陇海路的程一鸣，津浦路的贺元，粤汉路的张辅邦，湘桂路的史铭，浙赣路的毛万里，晋冀路的李希纯，成渝路的曾晴初（当时成渝铁路还没有动工修建，却先成立了铁路管理局和警务处等机构），滇越路的田动云等，都是老军统。
公路方面，除了公路总局的警稽室由刘子钦、蔡慎初先后当过主任外，各地公路局的警卫稽查组、各运输处的警稽室以及招商局（水运）警稽组（组长石仁宠），也都由军统特务控制。而且，这个局收容了所有的特务武装部队，改编成了20多个交通警察总队。
按照过去军统局的传统，国防部第二厅也应由保密局控制，郑介民是以保密局局长兼二厅厅长，照理也不应成为问题。
可是，他本人经常不在南京，二厅副厅长侯腾不但不是军统，还想独树一帜，不愿接受保密局的领导。
郑介民兼厅长时期，侯腾表面上还敷衍一下，等到郑介民被免去保密局局长和二厅厅长，改任国防部次长以后，侯腾当了二厅厅长，情况就马上改变了。
不仅保密局不能再控制二厅，侯腾还想把原来在二厅工作的军统分子慢慢排挤出去，在搞军事情报方面与保密局分庭抗礼，自己把持军事情报，而让保密局专搞党政情报。
毛人凤自己也很清楚，保密局在军事情报方面抢不过二厅，但他不肯放弃这一项工作，便暗中指使还留在二厅系统内工作的军统分子，继续保持与保密局的关系，并尽力设法和侯腾捣乱。直到逃台前，彼此还在勾心斗角，互相倾轧。
当时，保密局控制得最多的单位是各地的稽查处，这是从抗战胜利后便在各大城市中首先抢到的公开单位。
如上海淞沪警备总司令部稽查处长程一鸣、南京卫戍总司令部稽查处长何龙庆、北平警备司令部稽查处长倪超凡、天津的陈仙洲等人，都是由戴笠亲自安排的，以后一直掌握在保密局手中。
至于原来大后方的一些地区如重庆、成都、西安、兰州等处，也一直没有变动，仍由保密局掌握。另外，各大城市的侦缉大队或刑警处，也都掌握在保密局手中，如北平刑警大队长李连福、上海刑警处长廖公劭、重庆刑警处长谈荣章等都是军统分子。
保密局在各地掌握了稽查处和刑警处这两种公开特务机关后，对逮捕、搜查、监禁等方面的活动，仍有很大的方便，毛人凤也特别重视这些单位，掌握以后，死不肯放手。
1947年，重庆警察局长施觉民，曾在蒋介石侍从室干过，自恃来头大，不买保密局的账，把军统派在该局的刑警大队长撤下来，用自己的亲信何某继任。
毛人凤表面上虽同意了，暗中却指使在重庆的特务进行捣乱，几个月时间里，重庆连续发生了一些奇奇怪怪的案件，使何某无法破获。施觉民只好将刑警大队长又让出来，请毛人凤派人去担任这个职务。
当时干这些刑警工作的特务们，不仅本人大多是帮会流氓头子，同时还掌握有一大批各种门道的小偷、扒手、惯窃。
他们对有权有势的人丢失东西创赢盘，能在两三天内清查出来，原物奉还；而无权无势的人被偷窃后，任你怎样去要求也不会破案，纵然破获了，东西也不能全部清出。
保密局要掌握这些单位，主要是利用这些机关任意搜捕，对一些没有证据的政治犯，可随意捏造罪名，栽上伪证，把人抓起来。
另外，在保密局控制下的还有兵工署的稽查处。这个处成立于抗战初期，原来叫警卫稽查处，胜利后仍旧保留下来，改名稽查处。保密局内部却称它为兵工稽查处，以区别于各地警备司令部稽查处。
这个处是专为防止共产党在各兵工厂的活动和镇压各兵工厂的工人而成立的。国民党把所有兵工厂的工人列为现役军人，不准组织工会，对待兵工厂的工人动辄以“军法从事”，这个处便是专门担任监督工人活动的。
各个兵工厂都设有警稽组和警卫大队，抗战期间，由张师当处长，胜利后由廖宗泽当处长，这两人都是中共叛徒，自认为懂得共产党的一套，但是，他们除了迫害过不少工人外，始终没有在哪一个兵工厂中清查出中共的组织。
保密局的外围组织，最大的一个要算“中国新社会事业建设协会”了。这个组织是由抗战时期戴笠所主持的“军事委员会人民动员委员会”扩大起来的。
戴笠的野心很大，想把全国的青帮、洪帮、袍哥、哥老等组织统一起来，由他领导，以加强军统的外围力量。当时，被邀请参加这个组织的委员有杜月笙、向松坡、梅光培、刘治陆、杨庆山、杨虎、陆京士、石孝先、田得胜、范绍增、冯什竹、唐绍武、徐亮等人。
1946年，该委员会在上海静安寺路丽都花园开成立大会时，各路代表均赶往参加，即使在旧社会，也是少有的盛举。
戴笠死后，这个组织改由军统大特务徐亮负责主持，情况就发生了变化，徐不但领导不起来这个组织，而且在发展组织时，遭到了CC和政学系等各方面的攻击和阻挠。
主要原因是他们害怕保密局掌握了各地帮会组织之后，对选举国大、立委等起操纵作用，郑介民和毛人凤看看风头不对，不愿为这事开罪于各方，这个组织便无形中停止了活动。
保密局在工作上，除了继承军统的全盘业务外，还学会了美帝一套造谣宣传的办法，并在第二处设立了一个心理作战科，专门主持这项工作。
属于这个科领导的外围机构和组织，主要的是南京大同新闻社。这个社由军统老特务刘启瑞任社长，军统息烽特训班毕业的特务丁匡华任编辑主任，专门制造对中央、苏联及社会主义国家的诬蔑材料。
这个社的外勤记者到各处去活动时，并不是采访什么新闻，而是假借记者身份从事特务活动，它的稿件来源是由心理作战科供给，通过它发出去。
而心理作战科的稿件，是从接近解放区的特务发回的情报中，摘录一点半点，加以颠倒黑白，胡乱编造而成的。
在武汉，还有一个汉潮通讯社，也是搞这些把戏的。另外，在上海、东北、重庆、贵州以及昆明等许多地方，也都先后办过一些这类通讯社或报刊，其中，最无耻的要算在重庆办的《新华时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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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新华日报》社旧址 图片来自网络
当时，中共在重庆发行的《新华日报》深得各方人士的赞扬，政治影响很大，特务们虽曾在几年中，夜以继日地想方设法扼杀它，用尽了一切卑鄙伎俩，采用过打报馆、殴报童、拒绝传送、邮局查扣等手段，可是，这张报纸始终没有被破坏掉。
相反，越是这样，爱看的人越多，越是相信这张报，在无可奈何之下，重庆警察局刑警大队长（以后改刑警处，任处长）谈荣章，便自告奋勇，向保密局建议，以报纸对报纸，和中共作宣传上的斗争。
毛人凤马上批准了这一建议，并允许给以财力、物力、人力的支持和稿件的供应。为了报纸的名称问题，特务们曾绞尽脑汁，最后才决定，取名为《新华时报》，一想混淆视听，二想表明要与《新华日报》相竞争。
谈荣章自任发行人，把他的老婆、军统黔阳特训班毕业的女特务薛树华捧出来当社长，以专门从事新闻界活动的陈××为编辑主任，还拉拢了一些无聊文人和漫画家。
军统除先后拨给房屋外，还把原来四一印刷所的印刷机、工人等全部拨给他们，满以为凭这张报纸的发行，便可在重庆压倒《新华日报》了。
《新华时报》发行时，除了让各级大吹大擂一番之外，并由刑警大队的队员们分途到各商店去强迫商人、市民订阅。
谈荣章为了诬蔑中共，特地派人到川西红军长征时经过的地方搜集所谓材料，把国民党军队追击红军时屠杀的大批无辜人民（连小孩在内）的坟墓掘开，将一堆堆的白骨摄成照片，颠倒黑白说是红军屠杀人民的证据。
尽管他们费尽了心机，却根本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看这张报的人越来越少，并且，更加暴露了他们的丑恶嘴脸。
到1947年2月，重庆《新华日报》被迫停刊撤走的时候，谈荣章以警察局刑警处长的身份前往红岩村监督撤退工作，他这时得意极了，认为从此去了眼中钉。
当他和《新华日报》一些工作人员谈话时，曾以极其傲慢的口吻表示，今后还要在政治宣传上继续进行竞争，并以胜利者自居。
可《新华日报》一位工作人员回答他说：“采用正当的方式进行竞争的话，共产党是绝对欢迎的。”“我们暂时离开了重庆，不久还是要回来的。”
当时我正有事去重庆，谈荣章把这一段情况告诉我，并且认为，再没有竞争的对手了。
谈荣章一方面希望拿这张报纸作敲诈的工具，借以发财；另一方面则用来为他老婆竞选国大代表当宣传工具，所以，报纸越办越下流，最后强迫推销也销不出去了。由整张改成半张，仍然没有人看，到1948年便不得已而让它结束了。
保密局另一个外围组织，是从日本特务机关手中接收过来的东方经济通讯社。
这个通讯社由邓葆光主持，专作经济情报活动，同时也对外发稿，并在北平、武汉、重庆等大城市设有分社，配有专用的无线电台，专门搜集经济方面的情报。
他们还在北平办过一张《华北经济导报》创赢盘，由秦××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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